第四编求证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全国掀起了修地方志的热潮，盛世修志！
扶夷江成立了《扶夷江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下设编纂办公室。编纂办的同志为了编纂好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地方志，开始了艰巨的资料搜集工作。因为方志工作中断了一百多年，资料几几乎为零。
编纂办的一位老同志亲自深入基层，深入民间，发现了一本几十年前由一位私塾老先生编纂的《扶夷江史地资料》，当然就无异于珍宝。这位老同志立即戴上老花镜，详细翻阅。翻着翻着，阅着阅着，这位老同志突然惊喜地叫起来，天啊，我们这扶夷江之地，不但建立过夫夷侯国，还正式建立过扶夷国啊！
这一重大发现，顿时令编纂办的所有同志，无论老同志、新同志，都兴奋不已。赶紧上报编纂委员会。新修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主任都是由现任地方党委一把手或政府一把手担任，尽管是挂名，但规格之高可见重视程度。数十名副主任由现任副处级以上领导（现任的都很谦虚，不愿担任此职务，对于挂名还是没有意见）、退到二线或离退休的原副书记、副县长担任。编纂人员则是要写过材料的，会写材料的。可见新修地方志之重要。编纂委员会经过开会研究讨论决定，迅速对扶夷国进行考证，经过考证，如确实建立过扶夷国，那么，必将对本地提高知名度、搞活经济、加快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考证，出现了扶夷江到底有没有扶夷国的分歧意见。
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说，夫夷侯国在史书上有记载，夫夷江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可史书上并没有扶夷国的记载。史书上既然没有记载，我们这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新修的第一部志书，是要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的重大工程，怎么能单凭建国以前一个乡下私塾先生个人所编的《史地资料》，就肯定有一个扶夷国，这态度本身就不严肃。那本《史地资料》中讲的那个扶夷国，应该是个传说。传说怎么能当作真实呢？
持肯定态度的同志立即反驳说，你讲的“我们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的那句话，就是极大的错误！往高一点说，是政治错误！我们中国难道才建立三十多年吗？你读小学就读过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就没有了啊？！被你没收了啊！？还说我们的态度不严肃，你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被驳斥的同志不免有点面红耳赤，说，我们写材料的都是这么写的，都是写建国前、建国后。
持肯定态度的同志便说：
“写材料怎么能和修志相比，如果把材料里的话放进地方志，那就不仅仅是令方家笑掉大牙的事，而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你应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新修的第一部志书。再说你讲的‘应当是个传说’的问题，我问你，《史记》中的三皇五帝本纪，那不是传说又是什么？有何文字记载在哪里？文字记载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这还不算，那《廉颇？蔺相如传》中廉颇负荆请罪，司马迁见过么？蔺相如于秦庭摔璧时说的话，司马迁听见过么？都说修志要像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你如何解释我上面说的《本纪》、《传》？那位乡下私塾先生个人所编的《扶夷江史地资料》，才是真正的态度严肃，文笔严谨，史料真实，未受官方的影响呢！”
有修志领导就说，别争这些了，还是加紧搜集资料，以更多的资料来佐证扶夷国就在我们扶夷江。
修志的同志们在加紧搜集资料工作中，搜集到了一个民间传说，那就是和合先生在戏台上本要被砍头，头一次，大砍刀已经砍下……第二次，那大砍刀又已经砍下……可和合先生的头还是没掉的那场“戏”的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新修地方志同志们的关注，认为虽然是传下来的故事，但肯定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了证明真实的历史背景，得有文字资料或出土文物。然而，这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就在这个工作几乎要放下来时，从一个镇上传来一个消息，在拆房子建新区，被拆掉的一套危房的墙壁里，掉出了许多用油纸伞那样的纸严严实实包着的“材料”，都是用墨笔写的，写的都是繁体字……
修志的同志立即前往，一看，更加不能不惊喜地叫起来，天啊！《扶夷国史》！每一部分都署有“扶夷江林之吾和合先生和合斋”字样。这个扶夷江林之吾和合先生，和民间传说的那个故事里的和合先生就是一个人！
一直对扶夷国的存在持肯定态度的同志如释重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扶夷国史》的发现不但结束了到底有不有扶夷国的学术争论，而且彻底揭开了多部史书上记载的夫夷江，为何又成了扶夷江的谜底。
扶夷国的问题解决了，关于扶夷国的性质之争又开始了。
首先是关于救民军进剿八十里山靠山军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救民军不是义军。说那时候山里面的所谓匪军，占山为王的，就是反抗官军的，如瓦岗寨的瓦岗军，水浒里的梁山义军，所以救民军不能列为农民起义军，而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军队。最有证明力的就是救民军竟然视太平天国为敌人，口口声声说洪秀全是洪妖头，和清廷如出一辙。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主流媒体、主旋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再三肯定的。视太平天国为敌人的难道还能是义军革命军？
认为救民军是农民革命军的则以他们的纲领、口号为证，说他们的纲领、口号几乎和太平天国一致，只是没有太平天国那个《天朝田亩制度》而已。所以救民军打靠山军，和太平军对抗等等，应该是农民革命军之间的你打我我打你。农民革命军之间的你打我，我打你多得很，数不胜数。如朱元璋打陈友谅，打张士诚。陈友谅、张士诚都是农民起义军。这也就是农民革命军的局限嘛。
这个问题正争论得厉害，有村民来找在修志办当临时工的亲戚，见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问临时工亲戚，他们在争什么？临时工亲戚说，他们在争论到底是不是农民革命军，好修志。村民说，你怎么不参加争论？临时工亲戚说，我是临时工，怎么能参加争论。村民说，那你蛮好玩啦，他们争论，你在边上看。你这个修志临时工作搞得，可以搞久一点。临时工亲戚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修志是百年工程，当然要搞久一点，当然要争论。但村民回去后还是到处说，只有修什么志的就好玩，天天就是争来争去，又不打架。
新修地方志的同志再接着是对主宰天君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铜炉贴
背、贴胸”、“点天灯”、“照佛灯”、‘滚油猪’、‘腌盐肉’、“点洞”、“探洞”、‘扎洞’等等，以及大饥荒的人吃人问题等。
认为主宰天君是农民革命领袖的同志认为，这些手段虽然残忍，特别是对妇女“点洞”、“探洞”、‘扎洞’，确实不应该。但这种残忍手段是对付敌人，是为了均贫富，巩固农民革命政权。李自成进了北京也是拷掠搜抢，将一座北京城变成了鬼城；张献忠还专门剁女人的手和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察看他的军队砍的人头有多少堆，剁下的手掌有多少堆，割下的耳朵有多少堆。攻破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还带着最心爱的一个小老婆去观看。小老婆说看是好看，但那“小脚山”顶端如果再放上一双最秀美的小脚，就更好看了。张献忠说，你的脚就是最秀美的小脚啦！便把小老婆的脚剁下来放到了“山尖”上。他们的手段还不残忍啊！但以此就能否定李自成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吗？能否定张献忠领导的农民革命吗？还引用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语录。说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嘛，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嘛！
反驳者立即说，那你怎么解释大饥荒都到人吃人的地步了，他还不开仓放粮，还把财物粮食统统锁藏？就连反动官府也是要赈灾的呀！
回答者笑着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可能是农民革命领袖学了一些皇帝的不良习性。崇祯皇帝就是这样的。他老是对臣子说没有钱，所以实在发不出军饷。可当李自成攻破紫禁城，打开“御库”，也就是皇宫藏钱的地方，惊得两眼发直，库中金银堆积如山，“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崇祯还说发不出军饷，不肯把钱给他的军队。李自成就学了他的，崇祯的钱全都归他了，可他还要大肆搜刮钱财，还要天天对投降的官员严刑考掠，逼交金银。搞到去山海关打仗时，他的大顺军将士们个个身上背着沉甸甸的金银财宝去打仗……我看这个农民革命领袖主宰天君可能就是受了这些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么几点。咳。
这位同志清了清喉咙，说：
“在大饥荒蔓延时，这位农民革命领袖主宰天君明令将他本人的菜金减免四
成，每餐不许超过三菜一汤，三菜必须是真正的菜蔬，不准夹杂有肉。一汤就是腌菜萝卜叶子汤。也就是带头不吃肉！在他的以身作则下，救民军的官员都主动要求减免菜金，都不吃肉。这就说明，他本人是节俭的，是和百姓同甘共苦的！他的部下也是和百姓同甘共苦的。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这也证明他并非残暴之君，而是仁义之君；证明救民军也并非残暴之伍，而是仁义之伍。当然，这个‘仁义’也要做具体分析，现在不讲阶级了，不提阶级斗争了，但是……”
他还没讲完，反驳者又提出问题要他回答。眼看着争论有点火药味时，编纂办的领导同志说，别争这些具体的东西了，要从宏观上来看问题。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还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修志，关于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参照上
级关于记述“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来写，那就是“宜粗不宜细”。并且，不管什么“点洞”也好，“探洞”也好，人吃人也好，农民革命是一定要肯定的。这是原则问题。
于是，新修《扶夷江志》将扶夷国列入农民革命运动一节，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记述了他们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口号后，肯定了主宰天君是农民革命领袖。并在《人物篇》里为他立传。而夫夷江之成为扶夷江则放在地理篇里予以记述。
《人物篇》里的传略是：扶夷天君，又称主宰天君，姓氏不详，原名主财，领导农民革命后改名主宰，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家庭，本人亦小知识分子，考试功名屡试不中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在创立农民革命政权扶夷国后，心系百姓，亲自审案，廉洁清明，与民同苦，饥荒岁月，连肉都不吃……传略里也为和合先生带了一笔，说他率扶夷江十三乡镇投诚……
由是，呈上文册投诚归顺的一十三个人都上了地方志，但除和合先生外，其他十二个人都未提及姓名。之所以还是上了地方志，因为在捎带和合先生这一笔时，就不能不提及被砍杀于戏台的那十二个人。
同时，亦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于一些考证出来的诸如救民军里还有以铃儿为代表的革命女同志，扶剧团的下乡宣传活动，编创的革命山歌等，以及主宰天君出巡时的坐骑，都予以省略。
关于主宰天君出巡时的坐骑，本来已经考证为不是马。地方志同志根据《扶夷国史》里的描绘，认为那不是马而是象。考证时也有同志说，我们这扶夷江流域哪里有大象，大象能生活在这里吗？认为应该是象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没有大象，可云南就有大象啊！我们这里通贵州云南，说不定那位天君就是从云南带过来的。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历史记述，可以为我们扶夷江增添珍稀野生动物种类，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大象。领导同志认为这个考证好，具有促进旅游经济的现实意义。但最后还是没有写进地方志里去。忍痛割爱。
还需交代一句的是，太平天国的太平军攻扶夷国没有攻下，在蓑衣渡遭受重大损失后，改道突入湖南零陵……建都南京（天京）后，发生内讧，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自个儿征战，又曾围攻此地，但还是没能打进扶夷江。在扶夷江外围，
今崀山牛鼻寨处，有他扎军的遗址。
新修《扶夷江志》历经十载修好后，全国刮起了一股盗墓寻宝的风，这股风
很快就刮进了扶夷江，刮进扶夷江后，比外面的风更猛更凶，当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刘坤一的墓被盗了，当过云贵总督的刘长佑的墓被盗了，当过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的墓则被盗了一次又一次……
只是，主宰天君那把云龙宝剑，至今还没有找到。
二0一三年十月三十日完稿于长沙——平江（未完待续）